磕磕绊绊三十余载，《中医药法》终于出台

磕磕绊绊三十余载，《中医药法》终于出台

重庆向道律师事务所 李应德

2016年12月26日，中国首部《中医药法》获得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，将于201年7月1日正式施行。

磕磕绊绊三十余年的中医药立法背后所反映的是中西医之争。

——中西医之争（1）

中西医之争由来已久，其争论历史长达百多年，中医遭遇西医步步进逼，甚至几多濒临“生死存亡”，然而，进入21世纪的今天，中医传播到了16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这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。

16世纪未（明朝），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教，撰写的《西国记法》中，载有解剖学和生物医学知识，尤其是描述了人体大脑的位置和记忆功能。

西医知识传入中国的最重要代表人物是瑞土传教士邓玉函，他是1619年抵达澳门，在当地做过尸体解剖，是西方医生在华施行剖验尸体的最早记录，在杭州译《人身说》书，该书涉及运动、神经、循环和感觉系统。

法国传教士洪若翰，16493年，用金鸡纳霜治好康熙疟疾，广为流传。

鸦片战争以前，中西医并没有对立或对抗，国人对西医并没有明显偏好，只是视病而择，1835年，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建立博济眼科医局，小有知名度。

1840年以后的半个多世纪，是西方医学在中国扎根的关键。洋务派领袖人物李鸿章大力倡导西医，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官办西医学院——北洋医学堂。1890年他为《万国药方》作序，所提见解视为“中西医汇通”思想源头。

晚清进士唐宗海，第一个提出“中西汇通”，著有《中西汇通医经精义》，有名言“中医长于气化，西医长于解剖”。

另一位代表人物朱沛文，自幼随父学医，提出“中华儒者，精于穷理而拙于格物；西洋智士，长于格物而短于穷理”，因此，中西医应“通其可通，而并存其异”。

近代这批医家秉持“以中化西”态度进行汇通，可以看出医家主动接受新事物，主动寻求变化的努力。假如历史让“中西汇通”思想能坚持下去，可能中医会有更多收获。然而，改变“中西汇通”思想的是一场战争，这场战争就是甲午中日战争。

——中西医之争（2）

清末著名国学大师俞樾提出“废除中医”，梁启超提出“强国必先强种，强种必先强身，强身必先强医”，梁启超斥中医阳阴五行为“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”。

余云岫一百年（1917年）出版《灵素商兑》一书，将中医经典《黄帝内经》批得体无完肤，他说“医锢于歧黄，凿空逃虚，不征事实，其中毒久矣，不歼《内经》，无以绝其祸根”，并称其为“数千年内杀人的秘本和利器”。一部《灵素商兑》撼动了整个中医界，中西医学术交锋由此拉开。

时任《东方杂志》主编的杜亚泉发表《中国医学研究方法》，《小说月报》主编恽铁樵发表《群经见智录》，以批驳和回应余云岫发表的《灵素商兑》和《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》。

不管是“余牡之争”还是“余恽之争”，都仅限于学理层面，但到了1925年，由于西医界的坚决抵制，教育部拒绝了中医进入大学教肓体系的要求，终于引发了一场中医生存保卫战。

——中西医之争（3）

1913年，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大学课程时，以中西医“致难兼采”为由，将中医置于医类之外，是为近代史上著名的“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”。时任教肓总长汪大燮公开提出废除中医中药，隨后，全国19个省市中医界代表组成“医药救亡请愿团”，向政府请愿。1925年中医上街游行请愿，已经演变成一场中医的生存保卫战。

1929年，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，会议通过了4项提案，统称“废除中医案”。

“废除中医案”直接引发了反废除中医运动。1929年3月17日，由上海中医界发起在上海总商会大礼堂举行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，全国各省市中医界代表和上海中医界代表共千余人参加。大会持续3天，成立“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”，并推举谢利恒、蒋文芳、陈存仁、隋翰英、张梅庵组成赴南京请愿团。中医界进行的声势浩大之抗争，国民政府迫于與论压力表示“废除中医案”暂不执行。

国民政府岐视中医的态度一直没有改变，中医界持续抗争:

1929年12月，中医界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联合会临时代表大会，组织请愿团，反对教育部强令中医学校改为传习所、卫生部不允许中医医疗机构称“医院”等；

1930年至1931年，通过各种渠道，促使政府成立中央国医馆，并争取行政管理权；

1932年至1936年，争取《国医条例》（后改称《中医条例》）立法，并争取行政院公布条例；

1938年至1939年，促使教育部通过《中医专科学校暂行科目表》；

1947年，中医团体奔赴南京绝食请愿，争取中医平等待遇……

晚清以来，中西医之争从未停息，中医一直与传统文化、民族主义胶着在一起，中西医之争不仅仅是学术之争，更是文化之争，观念之争，政治之争。。